高管高工資引發民眾不滿（資料圖片）

    昨天(11月7日)記者從財政部獲悉，下一階段工資改革重點為“限高、穩中、托低”，高收入人群的補貼將遭削減。

    據悉，此前財政部綜合司司長王保安解讀了下一階段財政8項重點工作。其中一項是：加大財政調節收入分配。他特別提出，工資改革，原則為限高、穩中、托低。具體做法是：第一規范補貼，設定上、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圍，收入超過平均線的要削減；第二是穩中，即中間的收入層次者工資水平可以繼續保持，也可以適當增加；第三就是托低，即要用3年時間提高低工資收入人群收入，使其達到平均水平。

    王保安強調，此次工資制度改革，并不是簡單增加工資，而是重在規范。除此之外，在加大財政調節收入分配，促進社會公平、穩定中，還將完善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加強對居民收入水平的調節。

    王保安提到的其他7項工作分別是：支持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，包括進一步完善三補貼和綜合直接補貼，提高農民的素質，實行陽光工程，加強對青年農民的培訓；促進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；以增強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共建能力為導向，建立健全以人為本的公共財政支出體系；以解決危害群眾健康和影響可持續發展問題為重點，支持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；以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為戰略，加快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步伐；以制度創新為重要保證，不斷深化財政體制改革；以做大經濟和財政蛋糕為重點，夯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。 (來源：華夏時報)

　　時評：“限定工資”——壓制暴利的因果倒置

    有關部門日前同時發布了兩個“定價成本監審辦法”的征求意見稿，一個是《物業服務定價成本監審辦法（試行）》，另一個是《客運出租汽車運營定價成本監審辦法》。其中都有一條規定“限定員工工資”：小區物業人員人均工資最高不得超過當地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1.2倍；出租汽車企業員工工資最高不得超過當地社會平均職工工資的1.2倍。

    “限定工資”作為“定價成本監審辦法”的一部分，政策的初衷顯然是善意的，目的在于壓制物業公司和出租車公司的不合理暴利，從而使其向業主和出租車司機的收費趨于公平合理。但這并不意味著，由行政部門出面限定一個行業從業者的最高工資是恰當的，更不意味著限定工資對于降低收費就是行之有效的。

    最低工資標準是個人維持起碼生活的最低要求，因為政府有責任確�！懊總�靠自己勞動吃飯的人都能生活下去”，因而政府有權要求企業至少必須付給員工最低工資。但最高工資卻不同，在工資來源合法的前提下，很難找到限定最高工資的合法性依據。只要我們承認對方是一個獨立的企業，而且是合法的，那么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上，企業付給自己員工多少工資都是自由的。

    在我看來，只有兩種情況下，行政部門有權“限定工資”：壟斷企業由于屬于全體國民共有，因而過高的員工工資就涉嫌對國有資產的私分；同理，政府雇員的工資來自納稅人的集體納稅，工資過高就涉嫌對公共財政的私分�，F在的情況是，該限定的沒有限定，無權限定的，卻要去限定，這顯然是不公平而且不正常的。

    其實，就算對物業公司和出租車公司“限定工資”，也很難真正起到作用。因為“工資高”只是結果，“利潤高”才是原因，而導致“利潤高”的又是其在經濟博弈中的地位不平等。單純“限定工資”顯然無法觸及這些。內核的東西不改變，定價成本如何限定得了，收費標準又如何能降低呢？

    員工高工資建立在企業高利潤基礎上，而企業高利潤又是基于其在市場地位中的強勢。物業公司的暴利來自其服務資格由開發商指定的不合理規則，業主自治權利的式微促成了物業公司的強勢；出租車公司的暴利來自行政部門授予它的特許經營資格，出租車司機個人無權獲得，只能委身于出租車公司，進而促成了后者的強勢。弱者和強者做生意，交易的價格自然很難公正。是的，政府有責任維護交易的公平，但不是深入企業內部，采取“限定工資”等手段干涉其經營自由，而是要采取適當的措施，讓博弈主體恢復平等，在平等條件下自由競爭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。

    在走向市場經濟的路途上，管理者難免時常會眷戀地回頭看，特別是在遇到棘手問題時，可能情不自禁就使用了方便的計劃經濟手段———動輒“限定工資”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這種方法已經不再適合當今的社會經濟實際了。（舒圣祥）